小说狂人

摘要：面对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大任务，本文认为，应从中文世界自主诞生且已形成广泛影响的“三农”术语革命和已有“三农”研究积累继续出发，进一步构建具有明确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的三农学。三农学理论体系由分析范畴论和“三农”治理论两部分组成。前者是提炼现代化进程中“三农”变迁系统特征的分析性框架，后者是关于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应对“三农”挑战、发挥“三农”作用的国家理论。考察“三农”变迁的分析范畴论和应对现代化挑战的“三农”治理论综合起来，构成阐明“三农”发展与整体现代化道路如何相互塑造的系统学说，是中国自主的研究议程应当确立的重要方向。本文基于三农学理论框架，对中国“三农”发展特征与“三农”治理经验进行了分析，并展望了三农学之于全球南方国家的启发价值。

关键词：三农学  分析性范畴  “三农”治理  中国式现代化  全球南方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小說狂人 考察时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重大命题。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不能仅仅作为西方社会科学的“应用场景”或“检验案例”，而必须成为概念、理论和学派的发源地。就“三农”领域的研究而言，这尤为迫切。“三农”是中国学术界与政策界基于大量农村调研、回应现代化挑战而形成的原创性术语。然而遗憾的是，这场术语革命在完成概念创新之后，尚未进一步升华形成理论体系。随着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对中国学界的强势渗透，“三农”研究议程面临被英语世界主导的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学科切割和消解的趋势。这一困境的本质是中国本土的知识生产需要在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中遭遇了议程设置权的剥夺。

走出这一困境，需要从“术语革命”迈向“理论自觉”。本文阐述三农学的学理内涵，意在通过建立分析范畴论和“三农”治理论这两项理论支柱，确立一种可以阐明“三农”发展与整体现代化道路如何相互塑造的理论框架。建构三农学也是一种知识主权的实践。就中国而言，三农学期望将中国式现代化的“三农”经验，从扁平化的政策解释提升为层次性的理论叙事，使针对“三农”这一广博领域的研究从被动追随西方议程转向自主设置议题、自主生产理论。就全球南方而言，三农学期望提供一种可以对现代化进程中“三农”挑战进行系统性诊断和探索性应对的分析工具。

一、“三农”术语革命——具有

中国自主知识特色的概念总结

二战后全球殖民体系瓦解，众多发展中国家开始谋求“生存、发展、现代化”的艰辛历程，来自农业、农村和农民三个领域的挑战尤为凸显。就农业而言，不少国家生产条件落后，缺乏现代化要素、技术和基础设施，导致农业增产困难、农产品供给保障薄弱，难以支撑工业和城市部门发展。就农村而言，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导致资源汲取加速、新生产方式冲击传统产业、市场化商品化影响着原有基于互惠和习俗的安全网络——现代化进程对于传统农村社会不啻一场天翻地覆的“大转型”。就农民而言，现代化可能对其形成排斥、使其陷入贫困，其既有技能与现代化要求存在矛盾，赖以生存的土地等资源权利也容易被无序扩张的资本等势力侵占。

农业、农村和农民三者密切关联，无法孤立处理，需要从现代化进程的总体视角审视其整体——其发展变迁既属于现代化路径的有机组成部分，又与现代化路径相互塑造。正是基于这一密切联系及其与现代化的张力，需要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对三者进行统摄。得益于中文中农业、农村、农民均以“农”作为词头的双字词这一独有特点，中国学术界和政策界在现代语境下构造了“三农”这一术语。“三农”概念的出现，是原发性地出现于中文世界的一场“术语的革命”。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三农”问题的提法已被广泛使用。自2004年起每年中央一号文件均聚焦“三农”。然而遗憾的是，这场术语革命在异军突起之后并没有走向进一步的理论化和系统化，反而有被消解于越来越强势的西方社会科学研究议程中的趋势。

二、迈向三农学——延续“三农”术语革命的

自主知识体系探索

西方社会科学涉及“三农”的研究存在下述4个关键局限。其一是研究议程的西方主导性。以六卷《农业经济学手册》为例，撰稿者中来自美国机构的占比高达80.2%，其他发达国家合计占15.6%，发展中国家仅占4.2%。其二是重视边际改进甚于结构变迁。发展经济学主流范式日益聚焦微观干预的因果识别，回避制约发展的结构性因素，使“发展”的本质内涵从议程中消失。其三是缺乏聚焦“三农”治理的国家理论。无论是农业转型研究还是“理性小农”与“道义小农”之争，更多聚焦于农民视角、批判视角，缺乏关于国家如何对“三农”进行治理的系统学说。其四是“三农”作为透视现代化进程矛盾张力的枢纽性视域，在西方社会科学内部尚未获得充分的理论自觉。在这一格局面前，三农学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农学以现代化进程中“三农”整体性变迁及其治理为研究对象，以揭示“三农”发展与现代化道路相互塑造的内在逻辑为核心任务，以分析范畴论与“三农”治理论为理论基础。其中，分析范畴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围绕生产方式、财产权利、市场、区域、人类与自然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本国与世界关系7项核心范畴，揭示现代化进程中“三农”关联统摄的基本社会结构，形成阐述“三农”变迁底层逻辑的参照系，建立从抽象理论到具体实践之间的中介性分析工具。“三农”治理论则聚焦于国家应对“三农”挑战、塑造“三农”现代化角色过程中形成的系统性功能与实践，围绕治理目标、治理渠道、治理举措和治理机制4个核心要素展开考察。上述7项核心范畴正是7个主要的治理渠道。目前三农学更宜被理解为具有明确研究议程指向和理论构造内核的学术讨论域；它对涉及“三农”的具体学科扮演一种“元理论”的引导作用，与之互补而非替代，不排斥任何研究范式与方法。

三、三农学视角下中国式现代化的“三农”经验

在三农学视角下，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三农”经验，可以从“三农”发展七个维度的基本特征、三个方面的创造性转化、鲜明的阶段性动力接续，以及统筹协调粮食安全、经济绩效和社会保护三大目标而形成的“三农”治理方略来刻画。

从7个核心范畴所捕捉的社会结构维度看，中国“三农”发展在生产方式上形成了以农民家庭经营为基础、新型经营主体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相协同的现代生产经营体系，小农农业和产业化农业共存互促；在财产权利上建立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性制度框架，并推动“三权分置”；在市场机制上明确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区域格局上确立了城乡融合发展的道路方向；在人类与自然关系上确立了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完成了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和传统农村社区再造的双重任务；在本国与世界关系上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发展方针，形成了主要依靠本国力量、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发展“三农”事业的基本原则。

由此可进一步揭示出“三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的三项重要创造性转化：一是传统小农经济的现代化改造，由此重塑的新型小农经济仍以小农户为基本微观主体，但深度利用了现代化的物质与社会条件；二是“三农”发展环境在人类与自然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本国与世界关系三个范畴上得到彻底改善；三是“三农”对国民经济的支持作用在七个范畴上综合实现创造性转化。

从发展的阶段性动力看，最初引领“三农”变迁的，是国家与社会关系、本国与世界关系的变革。中国共产党建设乡村根据地政权、重塑农村社会组织与秩序，“去依附”并开启独立自主建设道路，是现代化进程中“三农”发展的原点。在这两个范畴的变革取得突破后，生产方式和财产权利范畴的变革成为中国“三农”发展的主旋律。一系列制度变迁的主线就是探索符合实际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技术形式以及与之匹配的财产权利形式。继而，市场机制的深化探索又成为新的发展动力。新时代以来，7个范畴的协同动力日臻成熟、取得历史性成就，尤其是围绕区域范畴和人类与自然关系范畴实现了决定性变革、形成了新的发展动能。

中国“三农”治理的核心经验，是形成了粮食安全、经济绩效和社会保护这三大治理目标的统筹协调。其基石在于在生产方式和财产权利上确立农民家庭的主体地位——这既有利于实现粮食安全的稳健性与韧性，又能协调经济绩效和社会保护这两项易产生矛盾的目标，是现代化进程中最大的稳定器。当目标间发生矛盾时，中国“三农”治理将粮食安全和社会保护置于经济绩效之前；该优先序也激励经济绩效的实现手段更具资源友好性、可持续性和普惠性。而在三大目标具有协同潜力的场景下，则尽可能发挥经济绩效的带动作用，促进粮食安全和社会保护。在治理机制层面，形成了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涵盖地方创新与灵活性的多层级协作、国家与市场及社会力量协同互补的鲜明特征。

四、从“中国经验”到“全球贡献”的三农学

三农学分析范畴论和“三农”治理论除揭示中国实践的理论内涵外，也可为全球南方国家带来启发。全球南方国家可借助分析范畴论这一参照系，结合本国国情，识别本国“三农”挑战源于何种维度。“三农”治理论则在此基础上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动态适配路径：有效的治理并非寻求一个终极且普适的模式，而是在七大范畴中，依据本国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与现实约束，持续调适治理目标并优化治理渠道和举措的组合。三农学倡导各国培养基于自身国情进行系统分析、战略选择和适应性调整的自主治理能力。

全球南方国家的异质性会带来治理路径的差异。例如：在“三农”深嵌于复杂传统制度遗产的国家，需重点关注财产权利及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的特殊性；在拥有规模化农业、伴随土地冲突与环境压力的国家，核心矛盾更多体现于生产方式、人类与自然关系及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中的对抗性矛盾，破局关键在于通过制度设计在经济绩效与社会保护之间建立平衡；在国家能力薄弱、基础制度秩序缺失、长期依赖单一经济作物出口的国家，“三农”困境的根源在于本国与世界关系范畴所揭示的结构性依附，应在生产方式、财产权利与市场等范畴建立基本制度框架，同时在国际层面争取更公平的贸易规则。

本文主要讨论了如何以三农学延续“三农”术语革命、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刻画了三农学视角下中国“三农”经验的理论内涵，初步探讨了三农学对全球南方国家应对现代化进程中“三农”挑战的意义。本文所阐述的这些基本论点当然不构成三农学研究的全部，而更多地是作为一种研究议程的导向。在三农学所指向的研究论域中，存在大量更为具体的理论与实证问题，需要综合运用农业经济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公共管理乃至历史学等学科的概念、模型、方法和工具加以处理。展望未来，这些研究值得学界同仁共同拓展。

作者：
朱信凯（小說狂人 ）
陈家炜（小說狂人 ）
高原（小說狂人 ）

文章刊发：
朱信凯、陈家炜、高原：《从“三农”术语革命迈向三农学——中国式现代化的“三农”经验与自主理论创新》,《管理世界》，2026年第5期，第79~94页。
ZHU Xinkai, CHEN Jiawei, GAO Yuan. From the Terminological Revolution of "Sannong" to the Discipline of Sannongology: The Experience of "Sannong" on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the Pursuit of Independent Theoretical Innovation[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26, 42(5): 79-94.